學業超人，從何而來？

我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反常人群？一大批我們從未見過的成就怪胎？還是說我們那爭強好勝、極端迷戀教育的社會，在不懈地努力中，生產能力刷破記錄的贏家，最終得逞了？果真如此的話，什么樣的歷史、社會和經濟綜合體該為這種新型人類的出現負責？現在為什么在我們之中出現了這些超人?？

或許這里面有進化的因素。這些強勁的高智商人群反映了人類因為飲食的改善、鍛煉的加強以及對健康的關注而在身體進化中表現出的飛躍（史蒂芬 · 杰伊 · 古爾德將這種機制稱為“擴展范圍”[ extended scope ]）。要是你年紀夠大的話，只消看一場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與納達爾（Rafael Nadal）之間耗時長久的網球賽便可意識到，在過去半個世紀里這項運動已經變快了多少。

為申請大學之戰所做的“超人訓練”不過是網球場上超人對決的學院版而已。對于書呆子而言，哈佛校園就是他們的亞瑟 · 阿什體育場（Arthur Ashe Stadium，美國網球公開賽的主球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外網球場——編注）。

或許這是經濟學的作用。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客座教授約翰 · 奎更（John Quiggin）在最近一期的《美國高等教育年鑒》（?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撰文表示，他認為這種?學術大躍進?“不僅是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結果，同時也反過來促進了這種不平等和兩極分化。”

美國將近 25% 的年收入流入了全國 1% 的人群手中，產生了比富人更加富有的上層階級。但是，最高級學府里的那些高成就學生，他們想要取得超高成就還不能。“總的來說，”奎更教授指出，“常春藤聯盟和其他精英教育機構僅僅教育了美國適齡學生中不到 1% 的人口。”——而倘若適齡高中生的人口數量繼續增加，這個百分比還會縮水。

學業超人，家長來煉成

要成為“超人”則就早早做準備。“我們在那些很小開始就接受訓練的孩子中加以挑選。”查爾斯 · 巴茨（Charles Bardes）說道，他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的招生辦主任。“門檻抬高了，你必須出類拔萃才能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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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攀上這座高峰你就得先人一步，因此也就出現了所謂的“直升機家長”。朱迪斯 · 華納（Judith Warner）在她那本極具影響力的書《極致瘋狂：焦慮時代的母親》（Perfect Madness: Motherhood in the Age of Anxiety?）里引用了一位母親的話，這位母親放棄了自己事業成為一名全職家長，她說：“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一切都圍著他們轉。你想為他們做盡一切，成為所有，因為這就是你現在的工作?。”

母親燃燒釋放自己被壓抑的能量，把她們那擱置一旁的事業雄心轉移到孩子身上。從 2005 年此書發行開始，這種情況有增無減。華納女士上周說：“我女兒的一個同班同學已經有了飛行員駕照； 12 歲的小孩子就在學微積分了。”

你還記得數學課上搞不懂平方根是個嘛玩意兒的笨小孩嗎？不會再出現了。他們和恐龍一樣從地球上滅絕了。要是你家孩子在精英學校里讀書，那么他們數學班里絕無笨小孩——只有聰明的和更聰明的。

光多才多藝不頂用，還要異軍突起才有戲

然而，即使是最聰明的學生也得加倍努力才能實現目標。進入重點高校的角逐比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會兒要激烈得多。那時候只要分數不錯，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譯“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 成績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編注） 拿到 1200 以上的高分，你就足以進入一所受人仰慕的學校了。

我的同齡人常常議論，要是他們今天申請這些學校會被拒絕得多慘。這可不是錯覺：71 屆［指 1971 年高中畢業］成功申請到我所在的常春藤聯校的學生占總全班總人數的 19%，而在 15 屆［指 2015 年高中畢業］這個比例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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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和專業學院的統計數據同樣令人生畏。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招生辦主任巴茨博士告訴我，他經常面試那些有著完美（或接近完美）平均成績和 SAT 分數的學生——人數之多，足有名額的好幾倍。去年，有 5722 人競爭威爾康奈爾醫學院那區區 101 個名額，而申請成功，可能性簡直比把你家 3 歲娃娃塞進紐約市私立學校還低。

“申請者的浪潮愈加來勢洶洶，深不可測，”史蒂芬 · 辛格（Stephen Singer）如此評論道，他曾經在紐約著名的賀瑞斯 · 曼恩中學（Horace Mann School）擔任學院咨詢處主任，這所私立學校因其學生刻苦努力而聞名。“以前，只要你是個校報編輯或者班長就幾乎可以申請到任何一所大學，”辛格先生說，“現在呢，［入學面試官會問］‘擔任班長期間你做過什么事？你怎樣讓你的報紙與眾不同？’孩子就得寫自己暑假時在波斯尼亞或薩爾瓦多的故事。”這樣的學生是大學入學圈里的“尖子”——光是多才多藝已經不管用了，你必須讓自己在某方面異軍突起才行。

而來自他鄉異國的留學生則沒那么痛苦。“如今大學正在擴招，開始向全世界更大范圍的人群開放，”哈佛大學本科生招生辦主任威廉 · R · 菲茨西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說道，“學校會到非洲和中國去招生。如果你想要招收一流的數學家，就試著去保加利亞找。”為了不錯失一個人才，許多大學都在其他國家設有招生代理，這些代理向家長和學校雙方收取傭金以“安置”那些學生。全球化的浪潮沖進了大學招生的世界里。

象牙塔中的馬太效應：家庭、學校和社會

就像財富在頂層人群的集中會減少底層人民的收入那樣，那些極受歡迎的大學院校侵略式的人才儲備也削減了本應屬于那些普通教育機構的投入。學業課程可不存在什么“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又譯作滲漏效應、滴漏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渠道把經濟利益惠及到貧困階層或地區。這種理論認為，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而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編注）。

教育學家 E. D. 赫希二世（E. D. Hirsch Jr.）指出了一種他稱其為“馬太效應”的趨勢，這是引用圣經里的警句：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我們把那些富家子弟抬舉得過高，早已超過了他們實際上有的競爭力，”赫希二世說，“而那些底層黑人的語言能力還在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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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的家庭可以直接用錢堆砌出一個好履歷。“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人口結構的變化可能加大社會經濟缺口，”托德 · 布雷福格爾（Todd Breyfogle）如是說，他曾經監管過丹佛大學的榮譽課程項目，現在是商業教育研究中心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高級指導員。

布雷福格爾表示，只有那些能幫助學生變得更有競爭力的家庭才能讓學生進入精英院校。

如今緊縮的經濟下，好學校能夠頒發的獎學金數額減少，因而也就更偏愛能夠支付全額學費的學生。與此同時，“超人”則仗著爹媽的財富在內蓋夫沙漠里考古，盡管他們可能也考慮過在某某營地的訓練項目里擔當顧問來度過這個夏天。要知道，在危地馬拉日托中心當一名志愿者的經歷——有時候被稱為“服務式學習”——算上機票、住宿和伙食，造價可是不菲。

大學都在合計著提升人才。“這是一個大行業，”布雷福格爾說，“哈佛大學已經設立了獨立的辦公室，專為申請羅德獎學金和馬歇爾獎學金的學生進行籌備。”即使是最粗制濫造的“包裝”——布雷福格爾稱之為“形象工程”——也能讓候選人煥然一新。“他們被放在修飾專家的手里，來提升他們的成就，這些專家就是靠把他們捧得天花亂墜來賺錢。”布雷福格爾說道。

圣勞倫斯大學的招生辦主管杰夫 · 里奇（Jeff Rickey）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在新奧爾良召開的全美高校招生咨詢協會的會議上把他找到的）。里奇表示，如果這些學生參加過俱樂部，都是什么時候參加的？或許他們會 15 種樂器，但花在每一樣樂器上的時間到底有多少？布雷福格爾對履歷填寫內容同樣存有疑慮，他舉例說，“他們在加德滿都的孤兒院工作過，可事實上這家孤兒院當時正值圣誕節休假。”

出眾并不難，你需要的只是錢而已。

好吧，或許有些“超人”沒那么厲害。但事實上，他們的確優秀不少。當我讀到某個學生在玻利維亞的精神健康診所工作過或在華盛頓附近低收入區建立起一個農貿市場時，我的的確確被打動了。

似乎也不像是“超人”在畢業的時候松懈了，只不過競爭太激烈了。

最后，所有關于“超人”的想法都挺費神：全部的那些努力、工作、行為。而在和巴茨博士的談話中，他引用的一句惠特曼的詩仍縈繞在我耳畔：“我漫步，亦邀我的靈魂同往。”

這難道不才是我們所要真正加以努力的方向嗎？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2011 年 10 月 1 日 評論版文章?Super People.?作者 JAMES ATLAS 是阿特拉斯出版公司（Atlas & Co.）的總裁。

原文看這里

本文轉自：http://mooc.guokr.com/opinion/72077/